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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的马思聪 杨宝智
1987年5月底，我在北京收到妈妈从广州的来信讲：‘慕理姨’（来信）说‘思聪叔’因心脏手术失败，死在手术台上了。其实我在中央音乐学院已经知道了这件事。不过我已经记不到什么时候认识‘思聪叔’和‘慕理姨’的了，好像自我有记事之年龄起，就听妈妈嘴边挂着这两个名字。那时叔叔阿姨的多了，我只当是父母的一般朋友，绝没有想到‘思聪叔’以后会成为我的偶像。
后来才得知，我妈刘慧娴小时候在广州真光小学与王慕理同班同宿舍共6年，还和另一女生三人以‘松竹梅’之称结拜了姐妹。几十年常有联系。甚至‘文革’年间马思聪一家‘叛逃’到美国之后，王慕理仍然不时以英文名字Mary写信通过香港的亲友转给我妈，讲讲他们的近况。
我曾经问过我妈：“马思聪怎么会娶王慕理的？”她说：“马思聪刚从法国留学回来时，在广州开了独奏音乐会，被称为‘神童’，19岁就当上广州音乐院院长。王爱慕他，但比马思聪大三岁，怎么办呢，只好隐瞒她在认识马思聪前已经学过三年钢琴的历史，冒充从来没有学过，找当时既教小提琴又教钢琴的马思聪院长学琴，马思聪认为她进步神速，误认为她很有才，又长的漂亮，于是堕入爱河---，不久两人就结婚了。”1932年我父母在上海结婚后不久，新婚的马思聪夫妇曾经在我家做客小住。这段秘密历史只有我妈知道。
1934年我爸爸回广东，在佛山华英中学任校长时，曾经请马思聪去开演奏会，以开古镇居民‘眼界’。
我爸爸杨景循与冼星海原是在广州岭南大学附中同住一个房间的同班好友，1935年夏，冼星海从法国留学回到广州的第二天一大早，就捧着一大堆在巴黎写的新作品，在我妈的娘家老屋兴高采烈地和马思聪一起看着、弹着、说着，整个上午不断----。可惜因为冼星海要赶到上海去，后来再也没有见面。他走后，我爸爸对马思聪说：“原本我以为冼星海在音乐上没有天赋，在中学的时候，练小提琴拉了好久音都不准，结果现在成绩不小。”马思聪说：“星海是在和天才作斗争。”“（马思聪的意思是说，冼星海虽然耳朵对于拉小提琴来说不够敏锐，但他是以对音乐的热情、勤奋和不懈的努力来与不好的天赋作斗争）。这些事情都是1987年底马思聪、司徒华诚和我爸爸相继离世以后，妈妈才慢慢讲起来的。（详见《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0年第1期她以‘畏闲’为笔名所撰之‘马思聪20-40年代往事琐谈’一文。）
“七七事变”后半年左右，1938年，日寇大举入侵华南，我们家从佛山逃难到香港。
1941年，马思聪夫妇也到了香港。我妈妈出面请马思聪等当时的音乐界名人为九龙‘望觉礼拜堂’筹款义演后不久，（12月8日——与珍珠港事变的同一天）日军侵占香港，先入新界，继而打到九龙，一个多月后，断水断粮的香港总督宣布投降，日寇占领全港。次年三四月间，我们两家都开始了各自的‘逃难’的旅程。他们经海陆丰去内地，他在家乡海丰跟当地民间艺人学习到很多中国弦乐器的演奏手法。（在协奏曲第二乐章‘昭君怨’和《西藏音诗》第二乐章“喇嘛寺院”中可以看到许多这些手法在小提琴上的成功运用。）我们则先经广州、三水、芦包，而从‘沦陷区’偷渡到‘自由区’，再（经清远、韶关、衡阳、桂林）辗转到达广西柳州郊区的沙塘乡，投靠在那里的三姨丈。
沙塘乡虽小，当时却是广西大学农学院和农事试验场所在地，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撤退到那里的专家教授留学生教育工作者大学生共数千人，包括在农学院当教授的三姨丈。（三姨丈是小提琴爱好者，在美国留学时买到一个很好的琴。）在这样一个‘乡’，有七八十人的能够看五线谱用英文唱歌的合唱队，经常演出，培养了一批合格的听众。所以，‘思聪叔’和‘慕理姨’ 偶然也被邀请来开小提琴独奏会，效果还相当好。但是我只是跟着大人‘看音乐会’，而没有‘听’演出，没留下任何印象。虽然我当时也在妈妈的督导下在试验场的小钢琴上练习‘布格缪勒’，但对于马思聪的小提琴艺术而言，我只能算‘音盲’。
八年抗战的中后期，1943年9月，我和妈妈从广西柳州搬到了粤北坪石镇，和在坪石的‘培正培道联合中学’（简称‘培联’）当教务主任的爸爸汇合在一起。坪石是粤汉铁路（今京广线）广东与湖南两省交界处必经的小镇，镇虽小，但是抗战时一些学校如中山大学等都搬到这里。我们在那里住到44年7月间，由于形势吃紧，日本人要打通粤汉线，才离开那里，撤退到粤西北的连县（即现在的连南瑶族自治县）。这段时间，马思聪也曾短期应聘为中山大学师范学院的音乐系主任。有一天晚上，父母带我去听‘思聪叔’的小提琴独奏音乐会。由于我当时尚未学小提琴，对曲目不熟悉，所以他拉些什么，我已经记不得了，反而记得开演前爸爸说：有一次（似乎在邻近的湖南某地）他举行义演筹款，由于观众对象是逃难来内地的知识分子和音乐爱好者，经济不宽裕，所以普通票价订为10元、5元、3元、2元、1元，但第一排中间有一张椅子，靠背雕刻了“马思聪小提琴独奏会纪念”的，卖300元，听完音乐会可以搬回家，有一位财主买了这位据说是‘文化名人’的这张贵宾座的票，却听不懂，当第一个节目完了，马思聪在掌声中进后台休息片刻再出来时，他说：“又是他！”；第二次出来他又说：“还是他！”。节目进行到了一半他实在坐不住，走了，然后叫手下把椅子抬走，完事。临走嘟囔着说：“我以为是马师曾来唱大戏，真是！―――”。
广东人把粤剧称为“大戏”，名伶马师曾在40年代的广东红得发紫，是人皆知。但是马思聪虽说曾经被称为‘神童’，十九岁当‘广州音乐院’院长，但名气只限于音乐界。一般人当时对作为‘西洋音乐’的小提琴艺术不甚了了，尽管节目中也有他创作的《思乡曲》之类，但就整台音乐会而言，听得“懂”的，在当时当地恐怕是少数。广东话‘思’‘师’同音，广东人把马思聪和马师曾搞到一起是理所当然的，但湖南人也有搞错的时候。而且1957年我毕业分配到重庆后，也从同行的口中听到过马思聪在重庆开独奏会时也有类似的议论： “又是他！每次出来都拿着那个东西，也不唱两段，连行头也不换！”之类的笑话。川剧把服装道具叫‘行头’，观众花钱买了票，结果不但演员没有换，而且‘连行头也不换’，觉得很划不来。看来小提琴艺术要在中国普及还得经过好几代人的努力才行，而且再普及也到不了现在的周立波那样火。
在坪石的时期马思聪也教私人学生，以贴补家用。但也不完全为了赚钱，有时候颇有“得天下英才而培育之，不亦乐乎”的味道。据后来曾经担任中央实验歌剧院乐队指挥和歌剧《草原之歌》的作者之一的卓明理回忆道：“我十七岁逃难到坪石时，跟马先生学琴，马先生看见我学了两个月就赶过那些学了两年的同学，很喜欢我。有一次，在旅店所有的钱都被小偷偷光了，（只剩把琴小偷没要）我去上课时交不起学费，马太太问马先生为什么不见我交学费，两次被他搪塞过去了，第三次看样子不行了，马先生借握手的机会把自己的钱塞在我手中，附耳说道：‘交给师母’。然后写了一张充满溢美之词的介绍信给正在为缺音乐老师发愁的‘培联’中学校长林瑞铭，推荐我去教音乐课以糊口。”这样动人的事迹卓先生记了一辈子，他在事隔六十几年之后和我追述时还是眼泪汪汪的。
坪石有一个很著名的景点叫‘金鸡岭’，当年太平天国败退时洪宣娇在上面抗击清兵一年多。可能这个地方的秀丽风景引起了马思聪写小提琴协奏曲的创作慾，到了1956年第一届全国音乐周时，我们中央音乐学院演出的曲目中就有马思聪的《F大调小提琴协奏曲》，谱上印的创作年代是1943，那时我在乐队，（独奏者盛中国），由于他巧妙的配器使我在排练第三乐章时处处联想起‘金鸡岭’ ，也算是‘坪石情结’吧；后来在1957年我毕业考试的曲目中也包含有这个协奏曲的第二、三乐章。
当时还有一个作过好些抗战歌曲的著名音乐家叫黄友棣也在坪石，跟我们家时有来往，他年龄比马思聪大，我经常看见他夹着小提琴出入，就问妈妈：“马思聪拉得好还是黄友棣拉得好？”妈妈说：“差得远了！居然问这种问题！他从1934年时就跟马思聪学过小提琴，但永远不可能追上的。”可见我当时对小提琴艺术毫无欣赏水平。（黄友棣先生的《杜鹃花》等歌曲至今仍在有些地区被作为小学音乐教材， 2002年我到台湾讲学，他在高雄接待了我，时年九十二，仍然健步如飞，伸出长长的手臂来和我握手，近六十年没见面，精神面貌居然还像当年那个样子，令我感叹万千。）
抗战胜利以后我们一家回到香港，当时马思聪夫妇也在广州中华音乐院和香港分校来回教课。两家有来往。
1948-9年间，我在培正中学香港分校读初中时，看过两部令我一辈子难忘的电影：一是帕格尼尼的传记故事片《剑胆琴心》（Magic Bow），另一部是讲纽约卡耐基音乐厅的舞台几十年历史的《乐府春秋》(Carnegie Hall)，记录了从一战到二战之间大部分在上面演出过的顶级独奏家、独唱家、指挥家的风采实况，其中小提琴家海菲兹演奏的柴可夫斯基协奏曲第一乐章令我倾倒不已。我决心以后不学钢琴，学小提琴，幻想当‘马思聪那样的小提琴家’。后来我的两位启蒙老师——香港培正的老师张乐天、叶惠恒，都曾经是马思聪的学生。随后新中国准备成立，马思聪被周恩来邀请上北京，离开香港前我妈妈曾带我去和他们道别。
1950年，我到广州培正中学（正校——也是马思聪去法国前在广州读书的母校），音乐老师是写过很多抗战歌曲的何安东先生（后来的小提琴家何东的爸爸），他告诉我说：“马思聪从法国回来第一场音乐会是我在广州给张罗的，当时他17岁，我在广告上起的名字是‘神童马思聪小提琴独奏会’，很卖得”。
后来我按香港的启蒙老师的推荐，跟在基督教青年会教琴的、原来也是马思聪学生的温占美老师学了一年多小提琴。但我逐渐觉得自己演奏小提琴的才能，始终比温老师的另外的两个学生（彭鼎新、林耀基等）要差些，所以没有勇气报小提琴专业，怕如果只取一个，我可能考不上。于是临到报考前半年，我就作报作曲系的准备（跟陆仲任老师学和声，跟李素心老师学钢琴，每天清晨坚持练习视唱、听音等），以为考作曲系会容易一点，想考上以后设法再转系。我跟父母表示，将来 “就是给马思聪倒痰盂也要当他的徒弟”。后王慕理说他家不设痰盂。
临近考试突然听到一个好消息，说今年马思聪亲自到广州招考，我们这些考生十分兴奋。原来是1952年夏天，马思聪在参加治理淮河的劳动（其时适值“思想改造”运动后，紧接着，全国的知识分子都要投入火热的建设工地中、到劳动人民当中去“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 之后回到广州，一边休息，一边为中央音乐学院招生。既为参加全国统考的大学本科（广州考区）招生，也为附中（原来的‘少年班’）招插班生。
中央音乐学院第一次在广州公开招考那天，光孝寺里里外外人山人海。根据路标，考作曲系的在一个偏僻安静的课室，先交和声作业和简单复调作业；后考歌曲创作：每人发几首歌词任选。我选了一首最短的叫“八二炮”的（歌颂解放战争时八二炮的‘神威’、两段词每段四句的），很快就交了卷。然后夹着小提琴去面试，我清楚记得：‘思聪叔’和‘慕理姨’和颜悦色地坐在钢琴旁，微笑地问我：“会弹咩嘢？（广东话：会演奏什么东西？）” 我拉了一点点克莱采尔练习曲和莫扎特的D大调第四小提琴协奏曲第一乐章后，又弹了莫扎特的C大调钢琴奏鸣曲K.330第一乐章（都没有要我演奏再现部）后，接着马思聪亲自考耳朵（单音音高、旋律音程及和声音程听唱）、考记忆力（旋律模唱）、考视唱，他认为视唱练耳水平与一个人的音乐才能关系很大。那天当我全部答完以后，他开始拿一本谁也没有见过听过的苏联刚刚出的新的钢琴作品（当然根据我的程度不会很难）来让我视奏一段。最后一道题是演奏模仿：他让我背过身去，在钢琴上弹了一个主题（共八拍），然后要求我把它重新弹出来：节奏、音高和表情都要准确。这是一个很有他创作的特点的在降E大调上的主题。虽然隔了将近六十年，我现在还记得这个主题：以八分附点节奏的十分有自信的上行四度，低八度之后是三连音接二连音积聚动力，最后以上行五度结束。很多年之后，我发现在他的许多作品中都可以找到类似的进行。
考试结束之后，他露出很满意的表情。几天以后，当时在广州长堤青年会工作的、后来到武汉音乐学院管弦系任教的邹庭恒老师悄悄告诉我：“马先生说你天才!”。我吃了定心汤圆。
当年因为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中央音乐学院开学延迟到11月初，院址暂时设在天津河东区的十一经路。马思聪看见我们几个从广州去的小孩很高兴，说，找一天请我们去他家吃饭。
他家当时安在天津马场道，像是以前租界建筑，政府给他配有司机、勤务员和大师傅。过了些日子，接到通知，我们就到他家里去了。跟我一起去的有林耀基、卲元信、陈静斋等几个人，那时我们问他，和周总理一起吃过饭没有？他说“多了”。和毛主席呢？“也吃过。”那时候我们以为是就这样三五个人一桌吃，觉得很不得了，现在才知道是国宴一类的文艺界的宴会。饭后他一一问我们年龄多大，然后跟我说：“十七岁年龄还小，读作曲系把时间都浪费在做和声习题、计算有没有平行五度犯不犯规上面，很可惜! 那些东西没用的，你不如跟我学小提琴好不好？提琴拉好了，同时注意大师们是怎么写的，就自然会作曲了。”这下子真是正中下怀了，求之不得，我本来就是冲着你来的嘛！我当然马上说：“好！”然后到学校办转系手续，好像他打过招呼，从作曲系转到管弦系，分琴房练琴，都很顺利。马院长每周来给我们上两次课，我成了日夜盼望的他的学生。那时的琴房是在小足球场后的一排平房，每当他远远地通过球场向琴房走来时，林耀基就用广东话小声喊道：“老马来了！老马来了！”我们又是紧张，又是兴奋。有时候我们还在上别的课程，他先到了，就在里面练琴等我们。
以前在广州跟温老师学琴时，经常听他讲讲某某同学跟‘马先生’学琴时，如果回课回得不好时，‘马先生’发怒，把他的乐谱丢到窗外楼下街道上，外面下着雨，都要他自己去捡等等典故，让我觉得‘马先生’上课可能很凶。而亲自跟他学的时候，却很少见他发脾气。他上课话语较少，示范较多，很和气。我只见过一次因为抽查林耀基C大调三个八度音阶，结果发现他根本没有练，连指法都搞不清楚，他发怒憋得脸越来越红，但也没有骂人，只是说：“下次再拉给我听！”或是：“不要在上课时练琴！”等。
我记得开头他并没有给我新的功课，都是重拉以前学过的但他认为拉得不够标准的（如《克莱采尔》练习曲，莫扎特的《第四协奏曲》等）。只有一点和以前不同的是他特别重视音阶练习。进音乐学院之前，我在学小提琴的过程中从未练习过音阶。小孩子不喜欢拉音阶是世界性的通病。但他说：“所有乐曲的困难片段，绝大部分是由音阶和琶音（包括单音和双音的音阶琶音）的片段构成的，剩下的就是大跳以及一些和弦。所以练好音阶和琶音等于解决了左手技术困难的一大半，何况还可以通过音阶和琶音练右手功夫。”我只好硬着头皮练音阶。
他说我的弓子比较‘浮’，不断地告诉我‘要放松’，‘不要压，要利用手臂的重量增加弓子对弦的力度’；‘要学点巴赫（无伴奏作品），先当练习曲练右手功夫，长大了再讲究艺术’。这些对于我来说，当时都是觉得很新鲜的概念。
在跟他他学习的过程中，我第一次接触对立统一的概念。例如，‘拉琴既要响亮又要柔和动听’，他说：‘如果拉不响，像蚊子一般嗡嗡声，观众听不清楚，那当然不行。但光是拉得响，声音不透明，人家不如去听汽笛。’
又如“用力与放松”：有一个阶段我左手揉弦时肌肉很紧，不均匀，不松弛，听起来不美。他建议我停止拉琴一个星期，光是用手指头敲指板（不用弓子），敲的时候用力敲响，敲完了之后的瞬间马上放松（放松的标志是琴弦的张力把手指‘抬’离指板），放松得越快越好，而且可以任何时候在任何地方（例如在桌子上，甚至在扶手上）练习，养成这种‘用力—放松’连锁反应的习惯，并且忘掉过去那种一按弦就紧张得像钢铁战士似的条件反射。第二个星期用一弓两音慢速拉A大调三个八度音阶，照样敲完了之后马上放松（这时发出类似泛音般的嘘嘘声），但依然不揉弦，要把那种紧张揉弦的反应完全忘掉。第三个星期才开始在‘用力—放松’后慢慢用手臂揉弦，慢慢拉音阶，一边拉一边揉弦——敲打完放松后每个音揉8下或者4下。第四个星期可以拉一些慢的简单乐曲，如古诺的圣母颂、圣桑的天鹅等。这样经过这四个星期的改造，后来我的左手就放松多了。四个星期就解决了我长期按弦紧、揉弦紧的问题。我一辈子受益不浅。
这些概念传给了林耀基，以后在林耀基的小提琴教学法中得到发展。
也许是1952年底，有一次，我到他家里拜访，（那时不懂事，不会事先询问可否来访），正好他正在伏案创作（似乎是把草稿腾正，他在‘治淮’时收集了不少皖北及大别山的民歌，1953年以这些民歌为主题或副题，创作了不少乐曲，现在我们从《跳元宵》、《山歌》、《春天舞曲》的主题和《跳龙灯》的副题中都可以明显地看到当地民歌（如‘慢赶牛’等）的痕迹。当然，是经他改造、消化了的。）他给了一本袖珍小总谱我，说：“这个曲子很好，你没听过吧？”叫我到隔壁那个放得有一个电唱机的房间，看着总谱听海菲兹拉的西贝柳斯的小提琴协奏曲。这是我一辈子第一次用电唱机（以前有手摇唱机已经很好了），第一次见袖珍总谱，第一次看着乐队总谱听唱片，也是第一次听这首极品，毕生难忘。
在五十年代初期，在中央音乐学院经常可以看到老师们演出：独奏、独唱、重奏、重唱等等，包括作曲系老师的作品试演。有时候演完之后马院长会即席发表点评。马院长自己的小提琴独奏节目的演出（包括他的作品）自然看过不少次数，除了欣赏他的琴艺之外，明显的感觉是夫人王慕理跟不上节奏，特别是马思聪作伸缩变化的艺术处理的时候，更加跟不上。我那时候17岁，嘴巴没有把门的，于是在平房的琴房里就跟同学大谈特谈，说王跟不上主要技术太差，怎么能当副教授？还把她装成未学过钢琴找马思聪学琴那段历史给卖了出来。说着说着激动起来，声音越来越大，刚好王慕理陪着朋友参观音乐学院，在外面走过时听到我在说她坏话，就趁我们去他家吃饭时当着林耀基他们几个批评了我一顿：“你以为自己很了不起呀？自高自大！”等等，甚至写信给我妈投诉我，马瑞雪还拿抹桌布揩我的脸。
1954年因中央音乐学院要成立附小，当时的教务主任缪天瑞找我，说在你档案上看到你妈妈叫刘慧娴，是不是那个在三四十年代出了一本《儿童节奏乐谱》的刘慧娴，我说是，现在在华南师范学院当音乐老师。后来就把她调来筹备附小，成立以后当附小主任。父亲杨景循由于在香港发表赞颂祖国建设成就的言论，而被港英当局认为‘左倾’，被警察局勒令出境，回到广州后又因解放前历任教会学校校长教务主任等要职，历史有问题，而未被省市教育局聘任，生活无着。马思聪于安排他到中央音乐学院图书馆当副主任兼唱片室主任。（全家调来后，在天津解放南路安家，邻居为朱工一、许勇三、李莪荪等。）1957年父亲和我一起被打成右派，大操场上大字报写的是‘父是英雄儿好汉’。后来我就分配到重庆去了。
1965年春夏之交、两期四清之间，我从重庆到北京去看望马思聪，他说：“这几年就写了首《大提琴协奏曲》”（给总谱我望了望）。我问他有没有机会演出？他说“现在形势十分紧张，演出谈不上了，齐燕铭（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延安老干部）都挨整了。你说话要十分小心。”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他对我说的话。
文革中，1967年‘一月夺权’高潮中，监管我的人们无暇顾及我等‘二类牛鬼蛇神’（摘帽右派），我就趁乱回到广州看望已于文革前退休回到广州父母。不久就听到妈妈说：“马思聪自己倒好了，走了，舒服了，知不知道人家受他牵累呢？”原来他们一家四口出国后，所有走之前接触过的亲友都被公安局一一抓了，最严重是王慕理哥哥王友刚被抓后判五年。不过他们经过广州时没来我们家，所以我家还没有受到牵连。
回到重庆之后，看到红卫兵散发的小报中，赫然有“看！叛国分子马思聪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的标题，内容是转载自前苏联《文化报》译自美国报刊的一篇马思聪在美国答记者问的访谈录。（后来才知道是毛宇宽翻译成中文的。）
文革结束以后我回到广州曾经看到过王慕理以英文名字Mary通过香港的亲友转给我妈的一些信，包括从费城和新泽西州发来的，讲他们的近况。与后来马瑞雪那本书讲的差不多。（讲到每个月作曲家协会发给他1200元美金，但要交作品；讲到在每天给游泳池捞落叶，也说起只有两家朋友——柯家和刘家——等事。）当时他还是‘叛国犯’，所以对谁都没有讲。（我妈去世后我弟弟处理遗物时这些信不幸和其他信件一起被处理掉了。）
1984年底我被借调回学校，得知通过当时的党委书记陈自明等人的努力，文化部公安部联合给马思聪下达平反通知书，我们一家十分高兴。后来吴祖强院长访美回来之后，也向我转告了在美国探望他时他托吴问候我的口信。我们大家都在等他回来。
可是，1987年5月他去世了。5月21号，得知马思聪院长逝世消息，我受吴祖强院长的委托，骑着自行车到北京西单电讯总局，把20位曾经是马思聪的学生的、当时在中央音乐学院工作的教授们联名给马思聪的亲属（夫人王慕理及儿女）的唁电（杨儒怀教授翻译成英文的电报）发往美国。当年我父亲也去世了。
1988年我户口及人事关系调回来中央音乐学院，学校没有房子，房产科小吴给我在阜成门马院长原来居住的四合院争取一间偏房小屋，其他各间全部是据说文革时打他的造反队长***一家十口住，他不同意我住到那院，我去看了原来上课的大厅，感慨良多，也不敢住在那里------。
1997年马院长逝世十周年的时候，我已经调往四川音乐学院，在该院管弦系师生支持参与下，我策划并举行了一场纪念音乐会，其中的节目包括了平时很少演出的《钢琴五重奏》、《弦乐四重奏》，和小提琴独奏曲《跳神》（即《秋收舞曲》）等。《弦乐四重奏》前苏联早已演出过而且反映不错，但国内可能是首演，（北京迟至2002年12月才演出，还号称是‘首演’。 ）
2000左右年我在香港，曾经给王慕理打过电话长谈，把我妈妈的近况告诉给她，她说，她摔过一次，恐怕时日无多了。这时她对我很亲切，不记仇了。不久她也逝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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