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蓬生麻中 不扶而直
蓬生麻中 不扶而直
——议北京（09年8月）少儿小提琴比赛热门话题
徐多沁 09.10.28
近两年青岛与北京少儿小提琴的比赛办法（即07年8月与09年8月）成了不少教师、家长、评委、观委热议的话题。新形势，新办法，新问题，值得思考，值得探讨，值得研究。
（1）
青岛考级乐曲比赛办法是：1——10级考级曲目的比赛，特点是指定比赛各级乐曲，但赛手年龄不限定，同一首《阿柯茉a小调》7岁与17岁皆可在同一个赛场竞赛。
北京展演的比赛办法是：从幼儿园至高中生编排为1——10个年龄段赛组，特点是严格限定同一年龄段竞赛，但乐曲不限定，可自由选择任何乐曲。同一赛场7岁孩子有演奏里丁格b小调，也有拉帕格尼尼随想曲。
青岛比赛详情不知，当年不少朋友从电话中告诉过我一些情况。
北京比赛，我与周国光、菅文宁，还有四位来自教学一线的优秀教师组成七人的评委、观委组，临时抽签在小童B组的赛场。周、菅俩位老师，是兰州敦煌艺术剧院和天津音院的教授，是我国小提琴界专家学者型的老教师，经验与学问在我之上，他们二位也是我国少儿小提琴学会主办比赛的常任评委，我因年龄大，被安排为赛场分组的组长。
8岁儿童B组是人数多的大组，有一百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选手。比赛开始就出现大家热议的问题，同样8岁的儿童，有的拉里丁格b小调，有的拉帕格尼尼13、14等顶级高难度乐曲，第一天就在程度上出现极大的悬殊，评委、观委如何评论？怎样打分？评论的标准是什么？打分的依据是什么？拉帕格尼尼随想曲13的赛手，恰好是头一天比赛的最后一位，看得出来这位赛手的演奏引起我们七位评委观委情绪上不小的反应，我请大家打完分后留下片刻，七人中一半人惊讶，认为是最好的，应当让更多人听听。我也谈了看法——“我给的是金奖分，并写了评语，诸如很有才能，很有能力等鼓励的话，但也提出右手运弓常滑向指板，中段八度双音音准粗糙模糊。我认为，在今天的选手里，我比较欣赏演奏赛次第一、第四协奏曲与柯玛洛夫斯基协奏曲的几个孩子，他们技术准确、能力到位，能充分从容地表达对音乐的感受”。
获奖音乐会上8岁组的表演者是一位河南的小朋友，比赛曲是《赛次》与《吹口哨》，登台演奏的是《吹口哨》。我和其他评委都给她打了最高分，但我忘记给她写上建议，现在借此机会补上我的希望：“演奏时要去掉肢体与面部表情上的多余动作。”
规定年龄，不规定曲目，可自由选择任何曲目演奏，有初级乐曲，也有高难度名曲，这样悬殊的程度给评委、观委在评论与打分上带来难题，评论的基本标准是什么？打分的主要依据是什么？这次评委会主任郑石生因眼疾没有参加比赛活动，主持评委会会议的是行政干部，学术与技术上的问题未能充分讨论研究，我与赵诞青老师只能把上海“5·１”选拔赛上，上海评委主任上音附中校长方蕾教授的讲话简要说了一下：“打分的依据是表现音乐，不论曲子的深浅”。这是一个带有导向性的学术问题，小提琴考级中普遍存在胡乱拔高、脱离实际、拔苗助长，无基础地追求高级别的证书，如果再在比赛中给这股不正之风有展现市场的话，我们将来会受到历史的责问！
我们赛场的评委、观委有两次赛后短时间的自由研讨，我认为很有意义，大家对出现的问题有和谐的探讨的气氛；打分写评语是给学生、家长、老师一种思考向度，评语与分数是对学琴道路的正面引导，应当起到推动音乐普及健康有效发展的作用。
我们赛场的评委、观委有两次赛后短时间的自由研讨，我认为很有意义，大家对出现的问题有和谐的探讨的气氛；打分写评语是给学生、家长、老师一种思考向度，评语与分数是对学琴道路的正面引导，应当起到推动音乐普及健康有效发展的作用。
我们在鉴定选手的同时，也是自己一次艺术品位和教学方法上的思考、过滤，也是提升我们学术鉴定能力的时候。
我国少儿的小提琴教育学会在全国举办了九次全国性的比赛（从1988年到2009年），参赛人数从首届七十多人到今天的近千人可谓兴旺昌盛、令人瞩目，原因在于会长李自立等历来主张比赛要公正、公平、公开，坚决抵制一切不正之风的侵袭。另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比赛活动的纯学术性，重视传统音乐，同时倡导我们民族的音乐文化，并且在历届比赛的同时认真举办教学交流研讨活动。
记得2005年的春天，林耀基老师担任青岛国际、国内两大小提琴比赛的掌门人时，曾给我打过电话询问少儿小提琴比赛的有关情况，我高兴地对他说了自己的一些看法。
（2）
自选乐曲却与又不知选什么曲子为好？其实，比选曲更为难办的是限时5至9分钟的游戏规则。
中央电视台不久前举办过钢琴、小提琴的5分钟比赛，但只演奏一首乐曲，即使一首曲往往还超时被喊停。而我们却要在几分钟里演奏两首乐曲，一首中国曲，一首外国曲。通常情况下都会超出规定的时间，这给指导老师带来更难做的文章。
形势迫使有心的老师要用心对过长乐曲进行裁减缩短，“看菜吃饭”、“量体裁衣”，把两首乐曲编辑得“合身适体”。因此，缩短裁减的编曲工作成为不少老师在上半年最为关心的事。
为此，江苏的刘洋、曹瑞音，浙江的张国英，上海的张世光，内蒙的张璐我们几位集体课老师聚集在上海热烈地讨论过，我们称几分钟的乐曲比赛为“快餐音乐会”，因为是中外乐曲各一首，因此也可称中国快餐的大娘水饺、兰州拉面、桂林米粉，外国快餐可算上肯德基、麦当劳、匹萨、必胜客。
我们把有些已经选定的两首乐曲，即中西快餐组合分析为几种不同类型：
（１）两曲时间长短较匀称，可谓对称型。
（２）一曲长，一曲短，可谓长短型。
（３）两曲情绪都热情奔放，可作激情型。 （由学生特点而选）
（４）两曲都抒情歌唱，可作抒情型。 （由学生特点而选）
（５）一曲热情，一曲抒情，可作混合型。 （由学生特点而选）
由于不少学生选定了一些协奏曲，一个乐章要4至5分钟的时间，如果再搭配一首１分钟的中国乐曲，可谓成龙配套了，于是，我们把一些中国乐曲如《阿拉木汗》，《乘风破浪》，《心中的太阳》，《手拿碟儿》，《短歌》，台湾黄辅棠的《思念》，《太平鼓》与何占豪、陈刚的这些小提琴曲缩编为短小的一分钟曲。
比赛的准备工作做到有心，如果两首乐曲组合合理、搭配恰当，是可以提升比赛效果和成绩的。
现从全国千人比赛获奖成绩表上看：明日之星奖有近三百五十人，铜奖近三百人，银奖近二百五十人，金奖近百人。若将我们五位老师的百多位学生获奖成绩与全国成绩对照，说明有心准备是有一定正面效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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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次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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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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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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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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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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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近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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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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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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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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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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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浙沪（5位老师）百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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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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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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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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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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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评委会上黄忠伯教授曾提出，一首乐曲几乎已用尽时间，剩下一点点时间拉了几句就到时了怎么办？我戏称此为，只端出一两个水饺，几根面条的话不成形状，只给底线分数。（黄忠伯教授是我国著作等身的教育家，他输送了许多优秀的学生到上海、中央音乐学院，他总结的教材著作不断创新）他预计的情况果然在各个赛场上都出现了，我们赛场就有一些仅拉一首曲就已经到时的选手，当然也有只端出一两个水饺的局面，都属于组合与搭配不当。
在研讨中，我们对各个年龄段选什么乐曲才好，也有一些共识。比赛有三要素，第一要素就是选材（选人选曲），在学生中选什么样的人才参加比赛，选什么样的教材（乐曲）参赛，选人最好是在考级中的优良学生，或者是在演奏上有个性的。
关于各年龄段选乐曲，我们认为可以粗略参照：
①考级的级别程序：
幼童（5岁、6岁） 可选考级曲1-3级
小童（7岁、8岁） 可选考级曲4-6级
中童（9岁、10岁） 可选考级曲7-8级
大童（11岁、12岁） 可选考级曲9-10级
少年（初中） 可选演奏级或级外的曲
青年（高中） 可选演奏级或级外的曲
②可以参照过去8届少儿比赛的曲目。
③个别有特殊才能的学生亦可破例选适合的曲目。
（3）
在老师中间还有一个热议的话题，即课余比赛各地分会要不要举办选拨赛。以往比赛是在各地分会选拨之后报名为主，也有老师推荐报名参赛的。这次北京展演比赛是以推荐报名为主的方式开展的，赛手之间水平差别较大。
在北京比赛期间常有老师问：怎样看待、对待这个问题。恰好在8月13日游览北海公园巧遇深圳实力派教师盛志发等，他的学生在广东与全国比赛常是争金夺银的大户，这次他带来两位高徒夺得一金一银，金奖还是该组中的最高分，因此，也是荣获百分之一登台独奏殊荣的选手。
在交谈中盛老师等是主张各地分会先举办选拨赛，胜出的选手再到全国来决赛，这种方式与国际、国内专业比赛相以，专业比赛通常是用筛选的办法，近几年又用听录音或看录像来筛选。
我以为课余与专业比赛性质、目的不一样，课余比赛每次都是一次规模性的演奏交流，在比较中学习，在交流中促进，开阔视野，共同提高。
课余学琴的着眼点在于展现美育素质教育方面的特点，提升开发智力、陶冶情操、美化心灵，是为培养高素质人才打基础。这与专业竞赛有性质上的根本区别。
值得探讨的问题是在十年大灾大难的“文革”刚结束之后，在如何办中小学的问题上存在截然相反的两大派别，一派要大办重点中学，重点小学，甚至重点幼儿园，据说这派有上头重要人物的旨意，因此，全国各地如火如荼地兴办重点中学、重点小学。
另一派是以屈正中先生为首的教育界人士，主张多元化的环境培养人才，屈正中先生引用了《荀子·劝学》的一句名言“蓬生麻中，不扶而直”。不要人为地以考试成绩把人区分为重点与非重点。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唯有应试教育越陷越深，而今举国上下一片呼声，快快向素质教育转轨！现在，大学从招生的源头着手，高校自主招生的指挥棒已指向素质教育，高分落榜生四处可见，已引起重点中学的惶恐不安。
近来，有消息说：今后将逐步取消重点中学，并要在师资、资金等办学条件上加强非重点学校的建设（即大多数普通中学）。
中国这么大，人口遥遥领先世界第一，我国东南西北差距很大，客观事实是既有一国两制，也办特区，更要开发大西北，激发强势的积极性当然必要，保护扶植弱势更在必行之中。
普及型的展演比赛，如果像专业竞赛那样筛选后再进行决赛，那么这次青海、宁夏就很难组队参赛了。
即使像广州、北京、上海等地举办了选拨赛，但许多家长，老师以当地比赛为目标，并就此划上了句号。选拨后愿意来北京参赛的学生，主要是老师的旨意。普及型的展演比赛杠杆力点在于指导老师，这是今后开展此类活动必须认真重视的力量。
在小提琴艺术的普及教育中，集体课的教学优势已引起人们的关注，江浙一些老师已突显教学质量上的活力，并赢得了家长、学生的信赖，这些老师要组织什么活动，财力、物力、人力能量都很大，苏州一位王老师个人组办了十届“金色童年”小提琴夏令营，曾邀请到盛中国、张靖平等，我们都轮流去他那里讲过课，他租借党校、宾馆，办得有模有样。如果几位集体课老师联手办展演等活动，那么规模之大也可类似全国性的活动了。
我希望大家都来思考研究一下，我们为什么教琴？为什么学琴？为什么考级？为什么比赛呢？我觉得在这些问题的认识上有误区，起码在专业与课余学琴的性质与目的上没有区别清楚。
我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的教学就是想从一群学琴的孩子中选出极个别才能出众的人考上上海与中央音院附小、附中就算达到愿望与目的了，并以此为荣四处夸耀，从而忽视了绝大多数孩子学琴的目的是美育、是智力、是高素质的培育，是为各类尖端人才打下一个良好基础！
年年颁发诺贝尔奖，年年都与我们无缘。得奖华人倒有8位，但均属美英籍华人，没有一位是在我们的教育机制下培养的。文汇报评论员还指出日本人口只有我国的十分之一，但获科学类诺奖的已有12人，大多数获奖者是在本国受的教育，也属日本公民。不要忘记，日本的音乐普及在全世界遥遥领先（他们有铃木）。
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建校八十年，但已有32人获诺奖。文汇报在头版中还报道加州理工学院的特殊招生办法，即每招十个学生就有六个是会乐器的，他们的学生既喜爱科学，也喜爱音乐艺术。至此让我想起李四光、钱学森、袁隆平这些科学界的精英，他们都是既爱科学又爱音乐的尖端人才。这对我们从事音乐普及教育的老师是多么重要的启示啊！
音乐普及的面既要宽广也要深厚，这是我们始终关注的主要目标，每次活动李自立、赵薇和我只要见到西藏的小提琴老师卓嘎来参加活动，大家都高兴地跳起来，总盼望那次卓嘎老师带一群学生来参赛。
人才成长的基础与环境有它自身的规律，就像世界最高的珠穆朗玛峰，它坐落在五、六千米高的喜玛拉雅山上，而喜玛拉雅山又是坐落在四五千米高的青藏高原上，青藏高原的前沿还有数千米高的黄土高原啊！这才有珠峰耀眼的光芒！不难想像尖端人才的产生是需要建立在多么宽厚的基础之上啊！
人才成长的辩证关系，让我想起评委会主任郑石生在他从教50周年的音乐会上的讲话：“我是上海音院的人，如果做出了一点成绩也属于上海音院。一个人的成才是需要很多人的劳动和心血，台上的演奏家是我曾经教过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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